其實在去年年末，世界銀行聯合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的《繳稅2017》（Paying Taxes 2017）的專題報告中，對全球190余個經濟體的企業稅收負擔進行了分析。在全球企業總稅率（Total Tax Rate）的排行榜中，中國以68%的稅收負擔排在第12位，比2015年上升一位，遠遠超過世界平均40.6%的總稅率水平。

在世界銀行的定義中，總稅率是用企業減免掉法律允許部分之后必須繳納的稅額占商業利潤的比例，包括利潤稅或企業所得稅、雇主繳納的社會派款和勞務稅（包括所有強制性派款，甚至包括交付給返還型養老金之類的私營實體的派款）、財產稅、周轉稅和其它稅（如市政設施費以及車輛稅）等五類。

事實上，2000年時，OECD各成員國企業所得稅綜合稅率的平均值曾達到32.49%，德國、日本企業所得稅綜合稅率分別高達52.03%和40.87%，美國在35個成員國中稅率排名第七位，其余國家除智利、匈牙利及北歐部分國家低于30%外，其余基本處于30%-40%的范圍內，所以從當時的水平相對來看，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并不高。然而過去十年來，全球范圍內普遍經歷了企業所得稅減稅浪潮。

根據世界銀行測算結果，2005年以來，全球企業稅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其中主要經濟體和地區，如中國、日本、歐盟和亞太非高收入地區國家，企業稅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2016年以來很多國家都計劃或醞釀將減稅作為稅制改革主題。除美國之外，2016年德國和日本的企業所得稅率已分別降至30.18%和29.97%。2016年11月，英國首相特蕾莎• 梅提出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0%降至17%，目標是實現英國在G20中最具有競爭力的低稅率。2017年2月，印度公布最新年度財政預算，將年收入在25萬-50萬盧比人群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從10%下調至5%等。

根據統計，在2005年時中國總稅率為45.5%，低于52.2%的世界平均值，并在2011年下降至36.5%，為近12年來的最低水平。盡管全球企業的平均總稅率逐年下降，中國企業總稅率還是在2013年開始大幅上升，從前一年的37.2%迅速升至68.7%，并連續四年維持在高水平上，稅負排名也因此水漲船高，離進入世界前十僅一步之遙。

在中國高達68%的企業總稅率中，利潤相關稅收為10.8%，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歐盟和北美等經濟發達地區。但是勞動相關的稅費則高達48.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之多！

不過，新華社撰文指出，不應直接將中美企業稅率作對比。不要忽視兩國稅收結構的差異，比如，中國稅收主要依賴企業稅，而美國主要依賴個人稅。除非改變整體稅制，否則中國絕無可能將實際企業稅降至美國水平；但即便中國實際企業稅率遠高于美國企業稅率，也并不意味著企業必然會從中國回流美國。稅率僅僅是影響企業投資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市場規模、供應鏈、產業集群、營商環境、法治環境、宏觀政策等。企業會在稅率和當地的公共服務之間尋找一個最優比，而不是讓資本盲目地流向稅率最低的地方。假如以為靠政府減稅就能吸引資金的話，很多比美國稅率低得多的欠發達國家為何始終在低水平上掙扎呢？

這里有必要提到根據美國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命名的“諾斯悖論”：民眾組成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以實現社會繁榮，經濟越發達、民眾生活水平越高，需要的公共物品越多，也需要越大的政府部門，但國家會產生自身的利益，轉而追求財政收入的最大化，政府官員和精英攫取更多的份額以自肥，反而最終使經濟衰落下去。

現代國家始終處在努力探索“諾斯悖論”最優解的旅程之中：既不讓政府規模過大變成壓迫性的“利維坦”，也不讓公共物品的供給過少，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乃至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特朗普稅改到底是向著這個“最優解”前進還是與之反向而行，還需要經濟事實的檢驗。但在答案揭曉之前，我們不宜出于某種單向度的思維，將其吹噓地過于神奇，乃至影響對世界形勢的判斷。